黄石松：别让互联网思维玩坏了养老市场

“中国智慧养老50人论坛”发起人。民建中央法律委员会副主任、民建北京市委常委、经济委员会主任，北京市社科联决策咨询专家，北京交通大学教授。工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博士后。

主要研究宏观经济与金融政策、养老产业政策与法律。主持过多项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重大课题，多项建议被中央和北京市领导批示。曾获首都劳动奖章、中共北京市委组织部优秀人才专项资助、中国民主建国会全国优秀会员、民建全国参政议政先进个人等荣誉。

时下，“互联网+”炙手可热，凡事一旦与互联网接轨，就仿佛戴上了创新、进步的光环。新兴产业也好，传统行业也罢，如果不能“加上”互联网，似乎就落后于这个时代。

毋庸置疑，“互联网+”确实带来了革命性的效率与价值提升，同时也带来了资本的垂青与投入，但另一方面，“互联网+”浪潮中，许多人也不自觉地形成了急不可耐、急于求成、急功近利的心态，养老行业也不例外……

我和大家分享三个问题。

一、怎么看养老这件事     

目前养老问题很热，从学术界看，几乎每个周末都有各种论坛，内容涉及到方方面面，研究成果和观点也五花八门。近两年我几乎跑遍了北京16个区县，特别是城六区，走访了50多家企业，有国有企业，也有民营企业；有IT企业转型做养老服务平台的，也有用信息技术、物联网技术等做智能化老年产品的；专业养老机构，有依托社区延伸做居家养老服务的，也有做医养结合或老年餐等单一细分市场的专业企业。

从智慧养老的角度看，我认为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做体系、做平台，就是用互联网思维，用大数据技术，做养老服务供需双方对接的平台；一类是做模块，或者说就是专注于养老服务某一细分业务，比如老年餐、老人健康管理和医养结合等，用“互联网+”思维或大数据技术寻求解决方案。

但从总体而言，养老服务企业呈现小而散、盈利能力差、可持续发展难的现象。除在传统的机构养老服务方面，有一些管理好、逐步开始连锁化的企业外，在新兴领域还没有找到很明确的、好的、可持续的经营模式，大家都在突围。

我想，不管是做学术研究，还是做企业，都要抽丝剥茧，从纷繁复杂的信息中找到最本质的特征。我认为，区别于世界发达国家走过的人口老龄化道路，相对于日本、韩国等东亚国家正在经历的人口老龄化进程，解决中国老有所养问题，必须抓住两个最本质的基本国情和现实特征：一是未富先老；二是独生子女政策叠加老龄化，形成“4-2-1”的家庭结构。

未富先老的现实决定了：解决养老问题，完全靠政府，政府包不起，没有这个财政实力；完全市场化，老人吃不消，没有这个消费能力。

“4-2-1”家庭结构导致的客观现实是：子女没有时间和精力完全承担老人的赡养问题，必须借助社会化、专业化、市场化的力量。

在传统的行政管理模式下，出现了养老的供需失衡。养老的实际需求很大，产业链很长，但现实市场特征是：有需求无服务，有服务价太高，出现了供给不足与空置并存的现象。国家早些年就提出放开市场，鼓励民间资本进入养老领域，但目前是“外热内冷”，有点像春夏之交的天气，一会儿冷、一会儿热。企业也普遍反映，养老市场很大，看到政策暖风频吹，也跃跃欲试，但很多企业却不知道这一口该咬在哪儿？已经在养老服务领域深耕多年的企业也反映，要不就是没场地、成本太高，要不就是人才缺乏、最后一公里服务跟不上，居家养老服务存在“敲不开门”的现象，社会的诚信、老人的消费观念和文化因素都制约了养老市场的发育，制约了养老社会化、专业化的进程。

总之，我国人口老龄化问题正迎来一个根本性的转折，养老不再是行政化的“政府养老人”的问题，而是要调动全社会的资源，树立公共治理的服务理念，通过建立完善的养老服务体系，实现养老的社会化、专业化，这是解决养老问题的根本出路。要正确处理政府、市场和社会的关系，明确不同主体的责任，建立覆盖城乡、社区的完善的养老服务体系，优化配置各方面资源，通过智慧养老技术和模式的创新，通过养老服务的社会化、专业化、品牌化、连锁化，提高服务质量和效率，实现供需的有效均衡。

因此，对学术界而言，需要研究在建立完善养老服务体系过程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提出理论的指导和政策的建议。对企业界而言，不论是做平台还是做模块的企业，不论是工商注册的企业、民非机构，还是一些新兴的组织形式，都要顺应建立完善养老服务体系这个系统工程的进程，顺应市场化、社会化、专业化的发展趋势，根据企业自身的资源优势和竞争力，在产业链和价值链中，找到相适应的定位和支点，找到正确的目标和努力的方向。

二、养老面临一个什么态势

有人说养老产业的春天来了，但是我想说还是雾霾天，而且雾霾比较严重，不过我们也欣喜地看到，风已经吹过来了。但大风过后，往往会有两种结果，第一种是成功了，养老步入良性发展的常态；第二种是复杂了，尽管天是蓝蓝的天，但遍地沙尘和落叶，狼藉不堪。也就是说，如果政策引导得当，抓住了这个窗口期，解决养老问题就能进入良性轨道。如果政策不当，很多问题错过了解决的时机，成了夹生饭，就积重难返了。

首先，从政府的角度来看，对建立养老服务体系的认识是不清晰的，很多地方还在用传统的惯性的行政管理思维来推进各项工作。

举个例子，现在政府重视了，投入多了，但也未必是好事，如果还是行政配置资源的方式，不该补贴的补了，反而不利于市场的发育。有些企业也是见钱眼开，哪儿有补贴就往哪儿钻，长久下去，在市场面前迷失了方向，丧失了市场竞争的能力。比如，养老服务怎么去定价？养老服务成本构成中哪些应该由家庭承担？哪些应该由政府提供适当的补贴？价格是调节政府、家庭、企业等各个不同主体资源配置和利益关系的最重要的杠杆。养老服务的价格改革是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甚至是最关键内容，科学合理的价格体系也是完善保险制度、支付方式的前提。

其次，数据是政府制定政策、企业和家庭做出决策和判断的基础，现行的养老统计指标体系没有跟上老龄化快速发展形势的需要，底数不清。

我们国家关于养老数据的来源主要有三个，一是每年国家和各地公布的国民经济与社会统计公报中的人口数据，二是全国范围的人口普查数据，三是散落在民政、公安、卫生等不同部门的数据，这些数据的口径、方法不统一。而且统计的底数不清晰，指标体系停留在人口数量、年龄结构、健康、婚姻、收入情况等，还是福利事业、行政的供给方式，政府管老人的数据。缺乏老人的多样化需求数据、供给侧成本等数据。目前的电话调查、入户调查等方法，并不能得到真实的数据，电话打过去老人根本不去接，入户调查可能连门都敲不开，哪怕由居委会的人带着敲开了门，老人也会很烦，可能回答三个问题就希望你赶紧走，怎么会回答你15个问题呢？

第三，在建立养老服务体系的过程中，不仅仅要注重空间形态的完善，更要注重政策制度的安排，既要重硬件，还要重软件。

以北京市为例，已经开始积极在空间形态上进行养老体系的布局，用民政部门的说法是“1 + 16 + 208 + N”的格局——“1”指1个市级养老指导中心，“16”指16个区县养老指导中心，“208”指208所街道乡镇养老照料中心，“N”指N家社区养老服务驿站。

从组织保障上，市老龄委负责制定政策、统筹协调，在养老设施布局上，“十三五”期间着力推动发展社区托老所和社区养老服务驿站，今年就要建设150个驿站。养老服务体系的建设不能只是空间形态，还需要政策制度配套。比如医养结合政策的突破，国有企业利用自有土地、房产搞养老设施的政策，人力资源政策等等，还有政府自身职能和方式的转变，政府自身的改革。

三、先打基础再放开市场

我始终认为，参与养老服务业必须常怀敬畏之心、感恩之情，养老服务业市场很大，可以有持续、稳定、长期的回报，风险相对可控，但如果您以利润最大化作为唯一的或者作为最重要的目标，我劝您还是离养老产业远一点，不要想通过养老产业赚快钱、猛钱，更不能以所谓互联网思维，玩概念烧钱、圈钱，不计成本跑马占地，不计后果给老人许愿补贴，形成恶性竞争。这样做只会破坏市场秩序和生态环境，将养老服务社会化、市场化引向错误的轨道。

政府放开养老市场的前提，是打牢监管的基础和扎好制度的围栏。企业进入养老市场的前提是坚持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协调发展。我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角度提出四点建议：

要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社会的关系，做“该管能管好的事”。要明确以政府为主导，以家庭为基础，以社会保障制度为支撑，以社区为依托，以专业化服务为主体，社会组织参与为补充的养老服务体系的内涵和外延，明确各个参与主体的权利义务，做有限责任的政府。

要建立以需求为导向，与养老服务体系相匹配的多层次统计指标体系。要调整养老统计指标体系，改进统计方法，保证数据的全面、真实、可靠。逐步建立和完善基于街道办事处的数据采集和报送系统以及数据管理平台。

要推进补贴方式的改革，建立科学合理的价格体系。政府的价格导向是引导消费的标杆和诚信的基础，也是建立长期护理保险等机制的前提，要实行差别化定价原则，政府定价、政府指导价和市场调节价要区分清，要按照公正、公开、透明的原则，明确价格补贴的范围、方式和标准，尝试特许经营等方式，鼓励竞争，要强化社会组织和第三方评估机构参与监管。

要推动养老供给方式的改革，引导、扶植和规范社会企业的发展。要制定完善相关法律和规章，明确范围，开展社会企业的资格认证，从组织目标、收入来源（包括慈善、捐赠）、利润分配、资产处置、治理结构、税收优惠等多个方面扶持、规范社会企业的发展。目前最重要的是出台有利于推进养老服务品牌化、连锁化经营的支持政策，包括：人力资源政策、税收优惠政策、财务融资政策等。

（来源：老龄居产业联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