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年人主观幸福感与心理幸福感的关系

摘要：采用“综合幸福感问卷”（MHQ-50）调查了352 名60 岁及以上老年人的主观幸福感与心理幸福感状况，旨在探讨老年人主观幸福感与心理幸福感的关系，并探讨代际因素对老年人幸福感的影响。结果表明：（1）不同生活地老年人的总体幸福感存在显著差异，农村老年人的主观幸福感与心理幸福感都较差；（2）老年人的主观幸福感与心理幸福感显著相关，其中，生活满意与老年人的心理幸福感显著正相关，自我价值与老年人的主观幸福感显著正相关；（3）代际因素对老年人的总体幸福感影响很大，其中子女的受教育程度、性别以及子女数量，对老年人幸福感的影响较大。

一、引言

十八大以来，我国城镇化进程加快，与此同时，老龄化与城镇化交织。据统计，截至2013年底，我国60 岁及以上老年人口为20,243 万人，占总人口的14.9%，已经成为全球人口老龄化形势严峻的国家之一。研究老年人的幸福感，对于提高老年人生命质量、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具有重要意义，更是贯彻落实国家“加强社会建设，提高人民幸福指数”这一政策的重要体现。有学者指出，老年人成为目前国内主观幸福感研究的第二大群体（谭贤政等，2009）。

近年来，随着老龄化的加剧，国内外有关老年人幸福感的研究与日俱增，其中，有关老年人主观幸福感①（subjective well-being，简称SWB）的研究居多，而关于老年人心理幸福感②（psychological well-being，简称PWB）的研究也已受到关注。刘仁刚等（2000）通过对346 名城市老年人的调查发现，城市老年人的主观幸福感以正性情感为主；邢占军（2005）通过调查发现，2003 年，沿海城市居民主观幸福感比2002 年、2004 年都要低；李德明等（2007）发现，农村老年人的生活质量和主观幸福感都比城市老年人低；张伟新等（2014）通过对江苏省老年人的调查发现，江苏省老年人的主观幸福感水平较高，此外，婚姻状况与居住类型是影响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重要因素。有研究者比较了不同老年人的主观幸福感状况，并对其影响因素进行了探索。李艳玲等（2012）发现，老年人的心理幸福感与良好睡眠直接相关。从已有研究文献来看，越来越多的研究关注老年人的幸福感状况，同时对其影响因素的

关注从人口学因素、身体因素，逐步扩展到个体内部心理因素、家庭与社会因素。其中，家庭既是老年人生活、活动的重要物理场所，又是老年人情绪情感表达、自我与人格成长的重要心理空间。而这些家庭功能的实现与代际关系（包括老年人与子代、孙代的关系）的产生、维系及发展有重要关系，家庭代际因素对老年人幸福感有着重要影响已被学界证实。如国外Couto 等人（2011) 调查了111 名56-86 岁的比利时老年人，结果发现，对老年人幸福感最有影响的压力事件是离婚/ 分居、父母的制度化，孩子、配偶或父母的死亡，而高水平的心理弹性有更高的幸福感；国内的吴菁等（2013）于2010-2011 年调查了安徽省23 个乡镇①主要涉及老年人根据内在的标准对自己生活质量的整体性评估及其体验的情绪情感。②主要体现为老年人的自我成长、积极人际交往、生活目标、人格成熟、生命活力等方面。458 名60 岁及以上农村老年人，发现子女孝顺程度对老年人的主观幸福感有显著影响。因此，包括亲子关系、家庭代际支持在内的家庭代际因素与老年人幸福感的关系应被继续深入研究。可以说，家庭因素对老年人幸福感的影响已被研究证实。本研究主要是在已有研究基础上，探索老年人主观幸福感与心理幸福感的关系，并分析代际支持对老年人幸福感的影响。

二、研究设计

本研究以安徽省合肥市社区及周边市、县、村的老年人为抽样范围，通过比较分析不同老年人的幸福感，全面了解城镇化进程中老年人的幸福感状况。

（一）研究对象

调查选取≥ 60 岁的老年人为研究对象，共发放问卷400 份，剔除漏答超过2/3、所作回答完全一致的问卷，回收有效问卷352 份，有效率为88%。其中，低龄（60-73 岁）老年人238 人，高龄（74 岁及以上）老年人114 人；男性老年人186 人，女性老年人166 人；城市189 人，乡镇65 人，农村98 人。样本构成的其他情况见表1。

（二）研究工具

1．老年人一般情况调查表

为了解老年人的一般情况，自编“老年人一般情况调查表”，项目包括年龄、性别、生活地、子女数量、子女最高受教育程度、儿/ 女婚配情况、孙子女数量等。

2．老年人幸福感问卷

研究采用苗元江（2003）编制的“综合幸福感问卷”（MHQ-50），共50 题，其中生活满意、正性情感、负性情感三个分量表测量主观幸福感，健康关注、生命活力、自我价值、人格成长、友好关系、利他行为六个分量表测量心理幸福感。本次调查该问卷各分量表的Cronbach α 系数在0.661-0.920 之间，分半信度在0.496-0.817 之间，问卷总的Cronbach α 系数为0.926。

（三）调查实施

在社区、敬老院、村委等部门的协助下，由调研员对老年人进行入户调查。调查前对调研员进行统一培训，对指导语、调查时间、注意事项等进行指导和详细说明，培训中特别强调了对视听能力弱、语言理解力弱的老年人的调查注意事项。

（四）数据统计

回收问卷后，对问卷进行整理，剔除无效问卷，之后用SPSS16.0 进行统计分析。

三、研究结果

（一）城市、乡镇、农村老年人的幸福感差异显著

表2显示了不同生活地老年人主观幸福感、心理幸福感的描述性统计分析结果。从表2可以看出，在被调查的352 名老年人中，城市老年人的主观幸福感与心理幸福感均分都最高（M=85.2，M=159.1），乡镇老年人次之（M=83.2，M=146.4），农村老年人最低（M=77.49，M=135.4）。这说明，从总体上看，城市老年人的主观幸福感与心理幸福感水平都最高，乡镇老年人的主观幸福感与心理幸福感水平居中，农村老年人的主观幸福感、心理幸福感都最低。另外，通过单因素方差分析发现，不同生活地老年人的主观幸福感、心理幸福感有极其显著的差异（F=18.622，p ＜ 0.001；F=26.599，p ＜ 0.001）。

（二）老年人主观幸福感与心理幸福感显著相关

表3 显示了老年人的主观幸福感与心理幸福感的相关矩阵。可以看出，老年人的主观幸福感与心理幸福感存在显著正相关（r=0.723，p ＜ 0.001），其中，主观幸福感的生活满意、正性情感与心理幸福感的各个维度显著正相关，相关系数分别在0.498-0.661、0.474-0.583 之间，生活满意与心理幸福感的相关度最大（r=0.718），自我价值与主观幸福感的相关度最大（r=0.655）。从各维度之间的相关关系看，老年人的主观幸福感与心理幸福感存在显著相关，在结构上存在较好的关联。

（三）代际因素对老年人幸福感的影响较大

描述性统计分析结果（见表4）表明：从子女数量看，有子女老年人比无子女老年人在各方面的幸福感都高，相比较有2 个及以上子女的老年人而言，有1 个子女的老年人主观幸福感、心理幸福感的均分都较高；从子女的性别看，只有女儿的老年人的主观幸福感、心理幸福感均分都最高，儿女兼有的次之，只有儿子的老年人各方面幸福感都最低；从子女的最高受教育程度看，子女受教育程度越高，其给老年人带来的幸福感也越高；从儿女婚配情况看，儿女婚恋状态不同的老年人，其主观幸福感与心理幸福感也不同，女儿已婚且夫妇健在的老年人其主观幸福感与心理幸福感都明显高于女儿未婚、丧偶或离异的老年人，而儿子已婚且夫妇健在的老年人，只有主观幸福感高于儿子未婚、丧偶或离异的老年人，这说明，女儿婚恋较好的老年人其主观与心理幸福感也高，但儿子已婚并不意味着老年人心理幸福感的提升；从孙子女数量看，有孙子女的老年人主观幸福感与心理幸福感总分都高于无孙子女老年人。另外，研究采用方差分析探索代际因素对老年人幸福感的影响（具体结果见表4）。方差分析结果发现，子女数量、子女性别、子女的最高受教育程度、儿/ 女婚配情况、孙子女数量不同的老年人在主观幸福感与心理幸福感上都有非常显著的差异（p ＜ 0.001）。

为进一步探讨代际因素对老年人幸福感的影响，以子女数量、子女性别、子女的最高受教育程度、儿/ 女婚配情况、孙子女数量为自变量，以幸福感总分为因变量，进行逐步回归徐晓波等：老年人主观幸福感与心理幸福感的关系：代际因素的影响分析。结果表明，子女的最高受教育程度显著地进入回归方程，正向显著预测老年人的总体幸福感（F=84.482，p ＜ 0.001；t=9.191，p ＜ 0.01），总预测力为19.6%。若分别以子女数量、子女性别、子女的最高受教育程度、儿/ 女婚配情况、孙子女数量为自变量，以幸福感总分为因变量，采用强迫进入法分别进行回归分析（见表5）；结果显示，子女数量、子女性别分别也能较高地正向预测老年人的总体幸福感，总预测力分别为12.2%、11.2%。可以看出，代际因素对老年人的综合幸福感有重要影响，其中子女的最高受教育程度影响最大。

四、总结与分析

（一）城镇化是加快农村建设与发展的重要途径

描述性统计分析结果显示，与城市、乡镇老年人相比，农村老年人的主观幸福感、心理幸福感的均分最低。方差分析表明，不同生活地老年人的主观幸福感、心理幸福感差异十分显著。城镇化建设对于提高老年人的生活质量和幸福感受具有重要的积极意义，城市化、城镇化的不断发展，使得社区与城镇老年人的居住环境、生活条件、医疗保障、社会服务等得以明显改善，这是影响老年人幸福感水平的重要因素，且各级政府在丰富老年人物质生活的同时，也更注重加强老年人精神文化生活的投入。这也印证了本次调查结果：城市与乡镇老年人的主观幸福感、心理幸福感都普遍高于农村老年人。因而，加快城镇化建设依然是我国农村建设与发展的重要内容，是解决“三农”问题的关键，国家应继续推进城镇化建设，并在城镇化过程中充分考虑其对老年人的情绪、自我价值、人际关系等方面带来的负面影响，努力通过城镇化建设提高老年人的主观幸福感和心理幸福感。

（二）老年人的主观幸福感与心理幸福感显著相关

积差相关分析发现，老年人的主观幸福感与心理幸福感显著相关，其中，主观幸福感中生活满意与心理幸福感的相关性最大，心理幸福感中自我价值与主观幸福感的相关性最大。对当前生活满意的老年人，其心理幸福感相对较高，其中城市、乡镇、农村老年人的生活满意均分依次降低（M=25.4，M=24.9，M=21.6）。农村老年人的生活满意度最低，相应地其心理幸福感的水平也会很低。而自我价值感较高的老年人主观幸福感也较高，城市、乡镇、农村老年人的自我价值感依次降低（M=26.1，M=25.1，M=22.9）。农村老年人的自我价值感最低，相应地其主观幸福感水平也会较低。因此，通过提高老年人的生活质量，可以提高其心理幸福感；而提高老年人的自我价值感，也会使老年人的主观幸福感得以提升。社会各界也要重点关注农村老年人的生活质量和自我价值感，从而实现城镇化发展的根本目的——人民的福利和幸福。

（三）代际支持是老年人幸福感提高的重要力量

国外大量研究表明，家庭代际因素对老年人的幸福感影响很大。Kahn 等（1980）提出的护航模型（The Convoy Model）指出，影响个体主观幸福感的社会网络由三个不同亲密度的同心圆构成，最里面的圆代表最亲密的朋友和亲属，中间的圆是与个体关系较紧密但又不是非常密切的人，最外面的是与个体存在工作关系的人，其中，代表着亲属和亲密朋友的最里面的圆是个体最重要的互动和社会支持系统。Waite 等（2010）的研究指出，家庭与老年人幸福感有很大关系。国内研究者也越来越多地关注代际因素对老年人身心状况的影响。如王萍等（2012）的研究发现，代际支持对农村老年人生理健康有显著影响；罗扬眉等（2008）的研究发现，接受子女的经济支持、情感支持对老年人的主观幸福感有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这些研究都证明家庭代际因素与老年人的身心健康密切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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